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一个叫张差的河北汉子，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。有一个名字叫张差的河北男子，手里拿了一根粗壮枣树枝晃晃悠悠走进了皇宫。这是全国守卫最严的地方，锦衣卫、御林军还有武侠小说的中大内高手，一堆人防守的地方。一个老百姓居然没有任何阻拦的来到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，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，距离朱常洛的卧室也没有几步路了。这时候东华门的守卫指挥才反应过来派人把犯人给逮住了，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。如果没有逮住太子就可能被打死了，宫里的守卫还算是及时控制了场面，不然又要死一大批人。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。

张差被关押后，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。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审问后，认定张差就是个疯子，并得出结论：

此人是一个蓟州樵夫本来脑子不好，因为自己家柴薪让人烧了，无法生活了在地方上申诉又没有人搭理他，就进京告御状想皇上给他做主。走到半路，遇到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告诉他，诉冤要带上一根木棒以做证物。张差信以为真，就手持木棒，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。

手持凶器入宫，按照规矩要处以死刑的。那么铡了“疯子”张差，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。

张差在按受调查期间，王之寀就在一旁冷静的观察他的举动，通过他对这个“疯子”的观察对上司们的决断提出了不同意见。

如果没有王之寀，梃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记录在史书上，不存在任何阴谋。可是在王之寀看来，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真正要做的事。在那以后的11年间，他都在调查梃击案的真相，就是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，可就是到他自己冤死狱中的那一天也没有一个定论。

首先要确定张差到底是不是疯子？王之寀自有办法可以下定论。

有一天，王之寀主动负责管理牢饭，这个本来也不用他自己动手为狱中的犯人们一一送饭，就是没有给张差送饭。王之寀把张差叫来，把饭菜放一边，要他说真话，才有饭吃，不然就把他活活饿死。

张差接着装疯卖傻，语无伦次地说：我是来告状的，你们还要问我什么？王之寀默默观看他的表演，内心似乎毫无波动。

张差肚子饿得不行，他本是粗人皮糙肉厚不怕挨打，但要是不让他吃饭，那可受不了。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。于是，张差很快就扛不住了，老实交代了。

在王之寀为张差所做的笔录中，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张差之所以来北京，是听两个乡亲介绍了一笔生意，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（民间对太监的称呼）做些事情。他们跟他说，只要好好听话按照吩咐做事，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。张差家里本来就靠自己打柴过日了穷怕了，也不想错过过上好的生活条件的机会，就这样进了京。

到北京城后，有个太监把他一路带到慈庆宫门口，给了他一根木棍，就吩咐他：进了门，遇到人就把他打死，我们会救你。

前后两份供状，性质完全不同。如果张差是个疯子，单独作案，杀了他也就可以结案了。可他若是受人指使作案，问题就来了，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？

到底谁想要了太子的命？这个答案满朝文武都心知肚明，最有可能的是一个女人——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。

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非常宠爱的妃子，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，也是年轻时犯的错。但这根刺，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拔出来。

万历皇帝年少即位，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做主。他妈妈李太后给万历安排的皇后王氏，虽然知书达理，但是万历不喜欢，万历也对这个包办婚姻非常不满意。

直到万历九年（1581），结婚三年了，皇后王氏还没有为万历皇帝生下皇子。一天，他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，正巧他妈不在，一个姓王的宫女过来伺候他洗手。

缘分就是那么奇怪。19岁的万历正值青春期，这个请安的季节也许是春天在燥动的时节和燥动的年纪，万历就一时冲动，不知怎的就看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王宫女，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。

但是万历是一个皇帝事情很多的，他就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了。，但王宫女的肚子很争气怀上了龙种肚子大了就藏不住了。李太后发现有宫女怀孕，就把儿子叫来，问是不是他干的。万历原本还矢口否认，李太后都着急要抱孙子了，干脆命人找来起居册，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，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临幸某宫女。皇帝每天干什么，起居册都写着，没法赖账。

李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道：你也别嫌弃王氏出身低微，她要是能生个皇子，也是社稷之福啊。

次年八月，王宫女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，他就是皇长子朱常洛，王宫女母凭子贵被封为恭妃。

万历并不喜欢这个意外诞生的皇长子，对王恭妃也早已失去兴趣。到了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，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，一度让王恭妃母子的地位岌岌可危。

朱常洵是万历宠妃郑氏的儿子。万历爱屋及乌，为皇三子举办了比皇长子还要隆重的庆生宴，还将郑氏晋封为皇贵妃，偏心都写在脸上了。

皇帝中意哪个皇子，喜欢和哪个妃子亲近，这本来是人家的家事，但是这事儿发展到影响立储的地步，大臣们就要跟皇帝好好议论了。

皇帝选择储君，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，王皇后无子，万历也就没有嫡子。王恭妃生的皇长子与郑贵妃生的皇三子，都是太子之位的有力争夺者。朝中大臣为此分为几派，有的支持朱常洛，有的支持朱常洵。

因此，有了长达十多年的“争国本”事件。

万历在立储一事上一拖再拖，直到朱常洛20岁时才勉强将他册立为太子，迫于群臣的压力，他又封朱常洵为福王，之后命其离京前往洛阳就藩。史书对此评价道：“自古父子之间，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。”

“争国本”事件落下帷幕，郑贵妃母子争立储君失败，却很不甘心。由于万历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，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，她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，还觊觎着皇后之位。

尴尬的是，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无子，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，大半生执掌后宫，直到万历四十八年（1620）与丈夫同年逝世。郑贵妃想要靠“子以母贵”将儿子扶上皇位，基本不可能。

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威慑，那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。

李太后对长孙朱常洛有些心疼，之前见万历迟迟不立太子，就质问皇帝，这是为何？

万历支支吾吾地说，皇长子是宫女之子。

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，听到儿子这么说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宫女怎么了，你也是宫女之子！”万历吓得腿软，连连跟母亲说，会马上册立太子。

郑贵妃再怎么闹腾，只要有王皇后在，她就当不了皇后，有李太后当王恭妃母子的保护伞，她也不敢乱来。但这么一看，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，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，是李太后去世的次年。

在王之寀发现梃击案另有蹊跷后，刑部会集十三司重审张差。

张差给刑部官员带来更多意外收获，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：那两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，分别叫马三道与李守才，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保与刘成。

他还直说，就是这两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的，跟他说：“你打了小爷，从此吃穿不愁。”住在宫里的小爷，当然是太子朱常洛。

这一审就都对上号了，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。庞保、刘成都是她宫里的太监，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，不知道有多少“惊喜”。

郑贵妃感到不安，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，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，仍认为张差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，我们姑且称之为“疯癫派”，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，不愿把事情闹大；还有一些大臣站在了王之寀这边，认为此事必有幕后主使，我们可称之为“阴谋派”。

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时，“疯癫派”却出乎意料地获得胜利。

这是因为，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。

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宠妃，半老徐娘风韵犹存，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，就请万历为她做主。万历叹息道，朝中的议论难以化解，如果让太子出面，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。

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，不敢得罪父亲，早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
据史书记载，在父亲万历的冷落下，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。

有一次，朱常洛出阁读书，正值寒冬腊月，太监竟然敢欺负他，不给他生火取暖。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，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。

后来万历病重时，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（即天启帝）去探望，守门太监把他们拦住不让进去，朱常洛也不敢和他起争执，在门外从早等到晚。后来由杨涟、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和东宫太监王安周旋，才让朱常洛见了父亲最后一面。

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，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，一见面就下拜，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，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。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，请朱常洛救救她。

朱常洛差点儿就被人打死了，可听郑贵妃这么说，还是心一软，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，要群臣勿再纠缠，将凶手张差就地正法即可。

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，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，化解两派的矛盾。

怠政多年的万历，一反常态地把太子、三个皇孙和群臣召来。万历拉着太子的手说：“我这个儿子很孝顺，我也喜爱他，他如今已长大成人，朕怎会别有意图？况且福王如今已前往他的封地，距离这里也有上千里。”

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，万历对太子说：“你有什么话，尽管对大臣们说。”

万历对立储有意见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。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，也很懂事，再次对在场的人说，张差不过是个疯子，速速处决就好了，不要再株连他人。

为了劝说支持他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，朱常洛接着说：“诸位已经看见，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，朝中议论纷纷，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。”

万历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，连声问群臣：“太子的话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”

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，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，尽快结案，将张差处决。张差的“同伙”太监庞保、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，没有留下证据。张差的同乡马三道、李守才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，因此保住一命，被判了流刑。

梃击一案不了了之，没有查获幕后主使，也没有所谓的真相。

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，坚持查案的王之寀尤为不满。他认为，自己是对的。一个刑部官员，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？但他的执着，得罪了郑贵妃，更得罪了皇帝。

万历脸上笑嘻嘻，其实早想整王之寀，史书称他“不遽罪之寀也”，不急着报复，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。

梃击案的利益纠纷，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，实际上，也是群臣相互攻讦的一个战场。王之寀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，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。

在梃击案两年后的“京察”（朝廷对京官的考察）中，王之寀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清洗，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，削职为民。虽是遭到政敌弹劾，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（“皇祖震怒，削籍为民，追夺敕命”）。

王之寀本身没有过硬的靠山就要学会借坡下驴，差点落的身死道消。那时代的明朝已经没有真相可言，只有权力的斗争。